读庄子话道家之绝圣弃智(三)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之局，老子和庄子都主张，不仅要消除智慧，使人回归到无知而素朴的状态，而且还要消除使人产生欲望和争斗的各种社会条件。
为此，老子从“无为而无不为”这一道家思想出发，在《道德经》第三章中首先对统治者提出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的主张。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段话仿佛是说老子的意图就是使人民愚昧无知的愚民思想的统治主张，很容易被人误解。要是整篇联系起来看呢？情况截然相反，这不仅是要从民心方面消除违背大道的“圣智”赖以滋生的土壤，而且还北京中科医院骗人是一段典型的“无为而治”的经典论述。在这个问题上道家与儒家却也有着相似之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历史上有一种解释是比较符合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的思想，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
如果按照另一种说法，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那么对于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把一生中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这教育思想和行为又作何解释呢？
庄子认为要使人们消除斗争达到在“顺其自然”中实行“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行事，这是关键、是根本。在他的《应帝王》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是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常到混沌的地盘做客，混沌待他们很好，于是倏与忽很想报答混沌，商量道：“每个人都有七窍，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吃喝，可以呼吸，唯独混沌没有七窍，我们帮他把七窍凿出来吧。”商议已定，倏和忽很有计划地每天为混沌开凿出七窍中的一窍，谁知待七窍开凿完毕，混沌却也死了。
这则寓言和老子“见素抱朴”，幻想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以及后来庄子主张倒退到蛮荒的原始社会，人和非人没有区别，“夫至德之世，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子贡（孔子的弟子）提出汲水用桔槔最有效率，却遭到了汉阴丈人嘲笑”（《庄子?天地》）。等等诸多同类寓言如出一辙，都是庄子为了阐释“顺其自然”虚静恬淡、“无为而治”的道理设计出来的，以此告诉人们“不要成为名声的载体，不要成为谋略的府库，不要强行任事，不要做智慧的主谋。”（《庄子?应帝王》）否则，用“有知”来干预自然，必然会对自然造成损害。因此，他在《胠箧》中指出：“故绝圣去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以议论。”他认为取消了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得到所谓“至德之世”。
可见，庄子反对儒家提倡的所谓“圣人”通过加强人的内心修养而达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宁的说法，提倡从根本上消除所有可能带来斗争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从而达到“朴素”“无为”的境界。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
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
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拿，萧何拿走了秦国的法典，他要认真研究秦国的法律，以便决定今后的治国方略。
秦国的法律：完善到每亩田地要施多少肥、下多少种子；严酷到饲养耕牛的人，耕牛腰围减少一寸打多少皮鞭，都有严格规定。人民有如惊弓之鸟，稍不留神就会遭到灭顶之灾。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就全部都是犯人，人民连生存都成问题了，爱国从何谈起？
萧何最终采用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初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
但是，汉武帝并没有珍惜这来自不易北京中科给我打电话的治国之策而进行了“机智”的改变，采纳了董仲舒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时的儒家之术，与原孔子所创之时相比，有了董仲舒这大“圣人”“智慧”的神秘解说，比之孔老夫子时，更加规范而完善了）的治国理念。虽然汉武帝以“文景之治”所积累的国力与余威，在对外征伐中取得了赫赫的战功，但由于“有智”“有为”的四处讨伐，穷兵黩武，却弄得百姓们苦不堪言。汉武帝对此虽有过“罪己诏”，终因国策的改变而为西汉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道家一再强调“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在顺其自然前提下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样民风自然淳朴，社会自然安定、发展。否则……（《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庄子?天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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