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代课老师的悲情人生
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怎么改变、取得多大成绩，都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流过热血、热泪和热汗的人们。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良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
2013年7月17日大雨夜中，58岁的云南代课教师程兴贵念叨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明。”从家门前两岔河近50米的瀑布跳下，身亡。
程兴贵念叨的“证明”，源于一项已在云南等数省铺开的代课教师补助性政策。根据这项补助政策，教龄25年半的程兴贵将通过换算，获得25。5个月的补偿，每月830元。这将是他生平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但前提是，程必须找到证据或证人证明自己的任教经历。
对程兴贵这样的代课教师而言，此次补助将是他们最后也是唯一一次获得来自国家的认定和资助。通过紧张的寻找，程兴贵搜集了一切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人和证物，却仍在8年的教龄认定上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分歧。8年，6640元，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三年的收入。
“奉献乡村教育，清贫一生”。成为全国数以万计代课教师的人生真实写照。这些“临时工”在过去10年间被陆续清退后，有的领取过数百元不等的补偿，有的什么都没有。据云南媒体报道，仅云南省此次补助的代课教师就达十余万人。
漫长的等待以后，代课教师们终于等来了国家的资助——以及一道艰难的证明题。程兴贵最终以死自证，这也成为这一庞大沉默群体的最新创口。
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必须把给他提供书面教龄证明的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患高血压、脑梗塞的82岁证人拒绝。这成了程兴贵自证教龄的死结。
“补助”的消息是今年春天通过代课教师们口耳相传来到山乡的。
程兴贵生活的盐津县位于云贵高原趋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丰富降水形成的水系肢解了地表形态，高山深谷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落后也使得这里盛产代课教师，他们曾构成了乡村教育的主力。
“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村里通知填表，程兴贵意识到传言是真的，他告诉妻子胡通彩，自己代课教师的身份将为窘迫的家庭带来一笔收入。程兴贵的心情不免激动，他的教师身份已经有十年不曾被提及了。十年来务农的辛苦劳作让他迅速苍老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位久经风霜的庄稼汉。
事实上，补助政策早在2011年就有了雏形。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数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偿，并被纳入社保。经过一年多的酝酿，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
政策传达到共和村已经6月底了，正是一年中的农忙季节。但现在程兴贵关心的不再是庄稼，在申请结束的7月20日之前，他需要证明自己。
7月10日早晨天不亮，程兴贵就起床了，这天是他到落雁乡中心小学交证明材料的日子。只要证明自己25。5年的教龄，他就可能拿到足额的补助金。此前，他已经在村委会填了申请表，搜集了自己历年的工资表，美中不足，工资表缺八年的。连日地奔波于村委会和工资表所在的兴隆乡，程兴贵有些疲惫。
“他想到可以用盖了公章的教案来证明那八年，就让我找出来。”胡通彩说。教案是在黑色的资料包里找到的，和家里的存折、户口本放在一起，除了纸张经年累月有些泛黄，边角都是平整的。程兴贵接过教案本子，把一张落款为“95。9。1、落雁乡教委”并盖有红色公章的纸页沿合折处撕下。之后，他又取下另一张落款为1999年11月22日“乡教委检查组王”字样的备课纸。他小心翼翼将备课纸折叠后放入一个仿制的旧黑色公文包中。
程兴贵从祖宅土坯瓦房里出来，步行去落雁乡上时，天还没亮。近20公里山路桃红清血的价格是多少，他要走五个小时。程兴贵穿着黑色夹克，脚上穿着做农活的解放鞋，跟妻子说了声走了。
大约中午，程兴贵到了落雁乡中心小学。负责审核他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签下“乡教委检查组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递上资料，对方翻了翻，说这个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程兴贵反问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他感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身份证明遭到了无视，心里忽然空落了。
当晚，程到了落雁集镇的侄女家借宿。夜里凌晨四点，胡通彩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睡不着。程兴贵将白天的遭遇细细地说给她听，胡通彩感到了丈夫声音里的疲惫，她安慰说“八年没有就算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被人骂过。”程兴贵告诉妻子，教了一辈子书，不想这么算了。事实上，7月10日程兴贵就生病了，他一度进医院挂水。但留给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
次日，他花了200元钱包车到兴隆镇，找曾经共事过的朱应槐、曹贵聪、文绍清三位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但朱应槐、曹贵聪人在盐津县城，程立即又花200元包车回到盐津。这一天的花费，便已是这老两口一年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周折辗转，58岁的程兴贵为了证明自己已接近崩溃。
程兴贵再度包车回到兴隆镇，去找管工资表册的老师查证，但“工资表上有上期无下期”。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脸上长了一块白斑很淡要求程兴贵将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我患了高血压、脑梗塞，走不动了。”已经82岁的朱应槐说。
程兴贵无法证明自己了。常年的积郁与尊严的丧失，最终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7月13日早晨，程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像是着魔了”，胡通彩只能包车将丈夫接回。此后几天里，程兴贵开始胡言乱语，不吃东西。在村卫生所输液时，他还把别人泡好的方便面倒掉了。回到家，他还打了看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7月17日深夜11点，距离教龄认证的截止时间，还剩最后三天。当晚盐津山区暴雨如注，程家祖屋前的两岔河山洪滚滚。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家中冲控制饮油量护身体出，并从两岔河一道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第二天下午四点，他的尸体才在离家五公里外的水潭被找到。
代课教师的路实际上是越走越窄的，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胡通彩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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