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灵之灵的灵魂之疼
一、佩索阿（F．Pessoa）在里斯本一家公司任小职员的时候说：“明天的——一颗感受着和思想着的灵魂，对于我来说的整个世界——是的，明天也不会再在大街上行走”。紧接着佩索阿说：“我也将要消失”。如今，我作为中国中车公司的一个小职员，用三年多的时间写下长卷《圣灵之灵》，使我感到我也即将消失于世俗世界。我想，面壁世界我的灵白癜风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魂将在何处安放？在我的生命之中，还是在我的诗歌里？在疑问中我倍感到身体的疼，因此而产生精神的战栗，我的战栗恰如卡夫卡（FranzKafka）所说：“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体内，切出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我的身体和灵魂被时空的刀片削剥得很疼，叠加在呼吸之上，在长卷《圣灵之灵》中寻找答案，我却像罪犯一样被绑赴刑场，像被赶赴真理一样。而真理即不是疼痛的诗歌，也不是疼痛的身体，我在《时间的秘密副本》中写道：
我开始变得鲁莽起来，冒险地违背人的人名、声誉、事件和出生地，
揪起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揪出谎言的荒郊野外，
遗忘掉没完没了的命运，
让命运变成白发，露出我的一百年破绽，
让我走进时间的糖果店。
显然，我在长卷《圣灵之灵》的红卷中已经感到一个个体所负载的灵魂也终将在时空中消失，终将在世俗世界中缺席永远，由于缺席永远所产生的疼，在身体上产生了诸多的自我折磨，自我折磨妄想把生命的符号改写，因此我在《重构自己》中以我和自我穿越时空所产生的隔阂，以灵魂粘附岁月，我发觉，有信仰的人无法在信仰之下定义，而在信仰之上，人人都无法通观自己，人人都处在黑暗之中，而没有信仰的人给信仰所下的定义，则笼罩在被嫌弃的影子里。
而进入近代一切神话已经遭到了破坏，以尼采（F．Nietzsche）鼓吹上帝死了来解放身体，以“要以肉体为准绳”的宣谕打开了身体上的枷锁，并且针对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灵魂优于肉体的清规戒律，反驳道：“灵魂不过是附在身体上的一个语词”。仅以尼采的肉体说比较灵魂说而言，颠覆了灵魂优于肉体的清规戒律说，自从以后，“我思故我在”的训诫遭到了改写，肉体的“我在”取代了“我思”。由此，我以长卷《圣灵之灵》文本开始触摸身体，重新白癜风疾病打量自我与这个世界，重新演绎关于生存的秘密和印迹。
我受制于两个人：我和我，
他们在时间里一直在解决我的居住问题，
在教我练习穿墙术，在说：“凿壁偷光。”
我来到了君子不欲的隔壁，
我竟然在时光中活过两次。
当然，在长卷《圣灵之灵》中我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也论及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并且从感知的角度勾勒出苏格拉底与孔子，同时，也道出肉体与灵魂之疼。谈到感知，继尼采之后，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从知觉的角度，勾画了身体的全新图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同时施密茨（H．Schmitz）也从知觉入手，进一步区分了身体（derLeib）和肉体（derKorper）：“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可称为‘肉体的’知觉，相反，在肉体上直接（非感觉）地获得的知觉叫身体的知觉”。当我把肉体和身体的概念厘清之后，区分了身体与肉体，感觉与感知，由感觉和感知引向身体更为细密的内在肌理，从身体个体的差异性进入细微的声息、姿势、呼吸、性情、禀赋乃至不同的时空，在长卷《生灵之灵》之上得以呈现。从身体和肉体的感知和感觉出发，使我拒绝诗歌文本本身以外的审美以及象征世界的诱惑，依靠诗歌本体保持真理的公正性，并且妄想在世俗世界获得挽救。但是，我的长卷《圣灵之灵》写作并不是完全跟随在感知和感觉后的写作，而是根植于诗歌写作的根基，把身体与此在的生命源泉联系起来，为现代时间提供一定的证卷据。我发觉，我对长卷《圣灵之灵》的诗意书写与曼德尔斯塔姆的身体叙写有些契合，在把身体观念转换成为中国诗歌乃至世界诗歌审美的突兀，将诗歌写作的形质进行重塑，以纷繁庞杂的铺衍构成现代诗歌的眩目景观，并且模仿曼德尔斯塔姆（O．Mandelstam）的疑虑问道：
被赋予身体，我当如何处理
这惟一属于我的身体？
从西方的尼采和柏拉图说转移到前苏联，从曼德尔斯塔姆开启本土的身体说之线索，开始观察我的长卷《圣灵之灵》写作，我发觉长卷《圣灵之灵》文本在东方传统诗歌的写作形制样态上出现了偏移，这种偏移在长卷《圣灵之灵》的红卷中对古代诗人的身体有些论及，同时在当下的时空中经过一个戏剧性的迁变。一方面可以感到把屈原的身体当作隐喻诗学被提及，并且在诗文中丰富了屈原的身体意象，特别是以怀疑论证明国家乌有所产生的思想光晕，这种光晕在家国观念的缝隙间冒出叛逆的根须——从苏轼的傲然独得和郑板桥的高亮任性到海子诗歌神话，以及王昌耀的性情高古等等，都是在偏离固有的历史和政治观念，以“我”和“自我”偏离过去的世界，造成碎片式的感知，以“碎裂性”代替诗歌本体，使诗歌本体具有狂肆之态，趋向于一种危险的象征。另一方面以道成肉身对身体弃绝。我把个我的身体置于一种被包围和被遮掩的被排斥状态，以叛逆的姿态张扬个性，在文化悲剧大于身体的感知中，在哲学里争取身体与灵魂存在的对等意义，因此，我在长卷《圣灵之灵》的红卷中在追问皇权和极权对身体所造成的疼。关于皇权和极权对身体所造成的疼，不仅以长卷《圣灵之灵》红卷呈现，也以我身体本体呈现，将呈现之疼置于即将消失的世俗世界，所以我在《自由监狱》中写道：
我知道自由在自由的监狱里借宿，
在险象环生，在暗疾环生，
在追问时间，时间在说：“人们在命里吃着粗粮，
在和自由对口型，没有听众，天下好空荡。”
面对世界这个符号，我想当身体充当诗歌隐喻中介符号的时候，在长卷《圣灵之灵》红卷中的《大主义之瓮》出现之际，身体本体和诗歌本体并没有在永远的时间中凸显出来，而是被折叠到空洞的时空中，又被尚未消亡的大主义概念裹挟着，极其快速地滑进了虚无的时空
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