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小说的异质性书写
30年代左翼小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书写工农生活。由于这些书写工农的小说许长沙治疗白癜风医院多都按当时通行的革命理念，把小说引向工农的激烈反抗，因此它们往往在整体上被当成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图解之物，被指斥为“非文学”“反文学”、忽视文学特性的文学形态，从它们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左翼文学内部）的批评。另外，左翼文学理论和宣言北京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治的好也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生硬搬用，富有攻击性的话语暴力也会让人反感。不过，如果剥开这一层意识形态话语的油彩，左翼文学直抵人类根本价值的内在力量和深沉追求就呈现出来。无论左翼文学理论显得如何独断，极端，左翼文学论者都坚持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即要求文学以一个社会最广大的阶层——无产阶级，这个居于社会的最底层的群体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要求文学站在“广大工农的立场”（蒋光慈），为这一类人数最广大而声音最微弱的人群发声。如果左翼文学能贯彻这一基本立场，它就有了一个恒久的坚实的伦理基点，也有了让自己与千千万万的生灵发生了深切关联的可能，同时也就有了把这一在人类历史始终处在表述的黑暗之中的人群及其真实的日常生存境况带到亮处的可能。左翼文学的倡导者要求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阶级实践的意欲”，表达一种意识形态的高调，但当左翼作家真正把笔投向“无产阶级”、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所体验到的底层真实生活表达出来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把更多的文字留给了那个阶级的广漠无边的苦难，而深重的苦难恰恰是这个最广大的阶级的民众最基本的生存实况。
在左翼作家笔下，“广大的农村，像是一面黑色的大海”（洪灵菲），这个惊涛骇浪翻涌的大海，漫漶的是无边的苦水，农民都像是漂浮在排空浊浪上的一片枯叶，被苦水浸透，被风浪随意撕扯颠簸，随时都会被吞没。《精光的死》细致地描述了农民土发一家日常的日常劳作和生活。土发伯极尽节俭，不准家里见一勺洋油，一支洋烛，可在“世界早不成个样，家家只往穷处走的年代”，克己到可怕程度的土发一家终究是日益穷困。适逢盛夏，田里干旱，年高体衰驼背的土发伯不能不强撑着去田里车水，实在忍耐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病倒在田头。土发拿不出请医生的钱，村里也是“只见一家家破落”，别人也无钱借。土发伯死去了。父亲的死并不怎么让土发难过，他更愁的是没钱给土发伯买棺材。土发去找财主吴老先生，让他作保从棺材铺赊一幅薄棺，吴老先生因为土发还欠着他的租和债，又曾顶撞过他而拒绝。土发愤然离去。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官府却要他交临时房捐。《藤鞭下》里的渔民老八，没有了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打鱼，还要照顾自己病倒在床的老妻、儿媳妇和小孙子。然而他苦苦辛劳的收获永远不够还上面派下来的捐，自己还被抓走，毒打，家人再无人照管。小说到此为止，但作者笔下那些穷人的落难命运却还未终结。高植的《漂流》选取了汪二一家在袭来的洪水中漂流，经受暴风雨吹打的场面，不动声色地叙述了水灾中农民的生活绝境。在小说中，我们绝对看不到欧·亨利的小说里那与自然奋斗的英雄豪情，也感受不到文学家们所赋予此种场面通常的“人定胜天”的诗意和对人类伟大坚韧生命力的歌颂。高植以近乎客观冷酷的讲述，展示了水灾给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的真实的巨大破坏和切实的苦况，给这原本生活在苦愁中的一家人施加的恐惧、无措，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作为生命、暴露在灾难的侵袭中的生命那种被灾难肆虐的卑微。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述这些作品，是想说明在左翼文学中，并不是只有直接图解和演绎通行革命理念的作品，如果我们稍稍耐心一点，就会发现，左翼作品中还有大量以近乎于实录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广大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讲出了那个时代在底层民众中存在的普遍的惊人苦难的作品。再比如文君的《豆腐阿姐》描述了纱厂工人的阿明、豆腐阿姐两夫妻租住在一间草屋，工资除去一家的生活开销已所剩无几，还要补贴家用，还债，就入不敷出，吃奶的孩子也没人带，在工厂饱受工头欺压，工资也常被无理克扣。还要承受忧心失业的恐慌。
实际上，大量描述工农生活的左翼小说都非常细致而逼真地刻画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苦难。由于30年代左翼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直面现实的冲动胜过审美创造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写作近乎记录，直接地无所修饰地进入了民众日常生存的状态之中，能纪实性地再现在极端的贫困、在深重的压迫下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真实生活境遇。让我们看到那个群体匍匐在地、紧贴着地面的生活。用《火光中的死》中的农民老藏的话说，他们的基本命运就是“做——饿——死”。在日复一日的愁苦中，他们早已对不幸与灾难麻木了。“在农村里不幸的事件是太多了，每一件不幸的事件都不能怎样伤害着人们的心灵。”[洪灵菲：《归家》，《新流月报》第3卷，1929年5月1日出版。]农人已在无边的愁苦中“磨得像一具铜像，在各种险恶的浪潮中，她只是兀然不动”“穷困的生活已经不能使他北京哪个医院有白癜风专科们骇怕，每一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都不能怎样地使他们灰心丧气。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做大水诚然是苦，但是没有做大水他们也不会有更好一些的生活呀！”[洪灵菲：《在白癜风医院长春哪家好洪流中》，《新流月报》第2卷，1929年4月1日。]而工人一生的生活和命运就像龚冰庐借《裁判》的主人公矿工陈兆伯之口所说的那样，“你这样生了，你又这样死了……你的一生中没有过半点愉乐，你却受过过分的痛苦……你一直流着汗，淌着血，挨着饿，而你又在痛苦中，流血中，挨饿中死去了，你在临终的时候也没有得着半点安慰，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你的汗、你的血、你的气力一点也没有报酬，难道你为了来受这一番残酷的极刑而生吗？……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愉乐呢，我们的爱呢……你一样也没有付给我们呀！”[龚冰庐：《裁判》，《文化批判》第1期第2卷，1928年3月出版。]左翼文学就是这样，用侵人肌肤的真实状写出底层民众从身体到精神残酷地被消磨和剥蚀的惊人事实。在那些声泪俱下的作品里，有那么广大的民众只能像蝼蚁那样生活，除了生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好再剥夺，他们一切的生命意志、基本的希望只是被无尽的愁苦、无边的压迫慢慢取消。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严重的对人的摧残与折磨呢？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人道灾难呢？生命的悲剧并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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