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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岁月湮没了多少王朝，真的如苏轼所言“世事一场大梦”吗？唐玄宗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历史，是一面明亮的[url=bdfyy999.com/]镜子，可正衣冠，可知荣辱，可鉴兴衰。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中华博大精深文明史在一史书中傲然地闪耀。仓颉造字，终于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多训诺誓命之词，历史与巫术杂糅在一起，使事实模糊不清，阅史者寥寥无几。这也许是祖先畏惧自然的杰作吧。西方中世纪前的历史不也是与众多神话故事,英雄传说联结起来的吗？在封建时代，有些史家把写史作为向最高统治者或豪门贵族换取名利的手段，或“为尊者讳”而曲笔隐秘，其文字我想只能是秽史或者伪录。
相传，中国最早的史官是黄帝时的仓颉，诅诵和夏代的孔甲，终古。这样，在盘古倒下的那一刻起，中华神州就已展现了她清俊的面容。孔子修《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河。由此，中国史学从记叙神事走向记叙人事。
写史，一直被封建文人奉为至尊至荣之事，然而，写史，需要勇气！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LЧ弧认为晋灵公被杀责任在赵盾，便在史策中写“赵氏弑其君”，在历史上留下了“书法不隐”的佳话。司马迁求真务实，刚正不阿，直笔寰宇，受极刑而终成《史记》，被称为“良史之才”。历史就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记录；写史，需要实事求是，不惟上，不惟书，不为利诱，不为名动，甚至时刻准备为正义而献身，这就是史魂！司马迁把自己全部的爱憎倾注于《史记》，先秦史籍皆不传屈原生平事迹，司马迁始为之立传，足见其不避权势，无所阿容的正直精神。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严复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中国史家的目光开始关注遥远的西方。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为起点，中国史学开始真正意义上从“历史循环论”，“天子受命论”等唯心主义的束缚中挣脱了出来，从资产阶级的以进化论入史的政治上的软弱和理论上的贫乏解放了出来。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锐意变革的勇气。
写史，需要与一切恶对抗。钱穆一生遭受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依旧笔耕不辍。吴晗在写成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遭到了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的打击压迫，依然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严峻态度。这里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修史者所负载的学术压力和政治压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译》里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谓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古来秉笔直书者不多，史家所写历史是否真实，这和个人的著书旨趣，品德等方面有直接的关系。“书法直笔”，不掩恶，不虚美，是最重要的标准和原则。还好，我们有如郭沫若一样的史家，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奋笔直书，将黑暗与光明一起淋漓尽致地展示与后人。
魂，就是一种充盈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我们读史，读到了司马迁的正直，梁启超的革命精神，鲁迅的痛心疾首，夏寅恪的雍容宽厚。他们的精神照耀着历史，照耀着前进的路。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史魂！
手牵着手，我们互相拥抱，在这用高尚的文字做烛点亮的世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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