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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江西省委党史办要出版一本反应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书籍，特地和我约稿，我轻松而顺利地完成了稿子。后来，我除了得到稿费，还得到了赠书，所以，我对于知青还是有着美好回忆的。
2014年春天，我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故乡，我住了两天之后，打算回到横峰，回到我那个第二故乡，可是，有人告诉我说，再住一天吧，明天就是十几个上海知青到渔池回访的日子。我想，虽然我和上海知青没有太多的交往，可是，有一个叫做刘胜铉的上海知青教过我的书。我其实没有再在故乡呆的理由，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事，可是，人不北京白癜风的费用高吗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人说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如果我不和这些知青见见，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见面的，所以我又多住了一晚。
在渔池村委会干部的介绍下，我和十几个上海知青见面了。正当我和上海知青寒暄的时候，我爱人打来电话，说是家里有急事，让我尽快回去。就这样，我和上海知青只是匆匆地见了一次面，就又分手了。此时此刻，我对于世间的缘分有了更深的认识。
提起这些知青，我自然就想起了知青队。从1970年开始，来自上海的知青们陆续初、中毕业，开始走向社会，为了统一管理、统一锻炼，统一分配，那个时候在许多地方建立了青年队，也有人把青年队称为知青点。鄱阳湖畔的渔池大队也不例外。至今，我虽然记不得知青们刚刚来到渔池知青点的情况，但是，我还记得第一批知青离开场部的时候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热闹情景。
在渔池大队大队部的背后八十米处，几条稀疏的泡桐林带掩映着三排平顶的瓦房，横向两排，左右两旁又纵向两排，每排有十多间房子，位于中间的前后两排，是知青点的会议室和食堂。男青年住在左边，那里不远处有一口水塘边，在水塘里，长满莲子和芡实。因为我家当时是军属，所以大队在分工的时候明显照顾我父亲——————让他替十几个知青烧饭。说是烧饭，其实上海知青大部分都帮着父亲烧饭，所以看起来父亲要一天烧三次饭，因为有人帮忙，所以十分轻松。为什么会这样呢》父亲曾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专科好经对我说过，上海知青刚刚来到渔池的时候，其实大都娇生惯养，有的连怎么插秧都不知道，竟然穿着胶鞋就下到稻田，结果惹出笑话。有的一遍遍地发牢骚，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来吃苦的，他们甚至还抱怨烧饭不合他们的口味。但是，慢慢地，他们知道来渔池是来对了。和其他地方的知青相比，来渔池插队的知青感觉到虽然不如在上海舒服，但是，因为渔池是个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在渔池插队的知青，除了到县城不太方便，他们实在是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幸福一百倍的。原来吃不惯江西饭菜的人也慢慢习惯了，青年白癜风在北京能治好吗知青们也更加喜欢父亲了
我依稀记得，靠近男知青的驻地除了有荷塘，另一边就是一个篮球场。这个篮球场在我后来看来，实在是很不标准。篮球场虽然不太标准，但是也经常有知青们和渔池村的青年们组织友谊赛，这给当时枯燥的文化生活注入了不可多得的活力。
我记得，知青们除了不出水利工，也就是水利冬修的时候比当地的老表要舒服些，清闲些，其他时间和大家一样，连民兵训练和政治学习也和大家一样。印象最深的是知青们出“批林批孔”的墙报，当时墙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再批克己复礼》，虽然文字内容已经记不清，但是，文字的排列次序我至今还记得。
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经有许多人对此做过研究，有喊好的，也有指责的。在我看来，他老人家指出的知青下基层锻炼的道路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应该说，在这一代知青中，虽然出过极个别的问题，但是更白癜风有效的秘方多的是锻炼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说是知青下乡让家长不满意，让农民不满意，让知青不满意。这说法其实是严重地歪曲了知青下乡的初衷，是对于知青工作的肆意歪曲。据我的记忆，当时老百姓和知青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和友好的，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通过知青也得到了部分缓解，文化生活也得到丰富。至于人才，在知青里也是出过不少的。像作家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卫生部部长陈竺，都是来自于下放知青。
有一段和知青的缘分，我觉得挺好，因为我觉得至少能够让自己老成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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