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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当大师称谓者，首先要有大学问。但光有学问还不行，大师还应有人所敬仰的节气与品德。
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岳南著的书——《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的封面上有一行题款：“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并不是说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大师了。而是说像他们那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越来越少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及白斑明显的特征了。
书中的傅斯年，1949年就去了台湾，次年在台北逝世。由于他的政治信仰倾向于，故我们的主流媒体对他的宣传报道不多。不过在“五四”期间，他却是一个和胡适齐名的历史人物。他当过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待过他。赞扬他为中国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做出的贡献，还调侃地说他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对此，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为此，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一张便条：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毛泽东七月五日。
“遵嘱写了数字”是指毛泽东给傅斯年写的唐朝诗人章碣的一首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孟真是傅斯年的字。傅斯年自比陈胜、吴广，说毛泽东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是自谦没有傅斯年的书读得多。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给傅斯年的便条中，用了“遵嘱”、“书呈”等只有在晚辈给长辈的书函才出现的字眼。这样谦恭的措词，在毛泽东的其他往来书信中很少见，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傅斯年的赏识与尊重。
陈寅恪，国人就比较熟悉了。他和王国维、梁启超、和我们常州的赵元任被誉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傅斯年说他是“三百年来第一人”，他的学问自不必说。陈寅恪之所以为后人敬仰，除了学问，还有他不趋炎附势的独立人格，和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
1953年，中央让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能跳出枯燥的学术圈子去当官，这对绝大多数文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但陈寅恪似乎不那么兴奋，他说要让他当官，就得依他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他的这两个条件，即便是在政治开放的今天，也不可能被接受。他的官是当不成了，但他不为时势左右的独立人格精神，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却永远为后人敬仰。
陈寅恪和鲁迅有同窗之谊，在弘文学院，陈寅恪与鲁迅就同住在一个宿舍。鲁迅曾对陈寅恪说：“我的成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的哥哥）”还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说过。我一到教育部供职，他就告诉我：‘树人那里你可以常去走走。’”可见，陈寅恪和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学关系。鲁迅在日记中就常常提到陈寅恪。但陈寅恪却从来不提鲁迅，这是为什么？直到晚年，陈寅恪才给出了答案。他说：“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害怕别人说他攀附鲁迅，成了鲁迅笔下“‘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成了“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的小人。陈寅恪不以鲁迅的挚友自居，这是他人格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宗师。
陈寅恪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他的弟子，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每年春节都要去他家里叩头行礼。“文革”初期，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白斑变红应该怎么办行了！千万别斗他！”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也是陈寅恪的学生。蒋天枢每次去看望陈寅恪时，都毕恭毕敬地站着，一定要等老师叫他坐才坐。晚年的陈寅恪，眼睛已近失明，一次蒋天枢去看望他时，陈寅恪因为眼睛看不清，不知道他站在那里，而没有叫他坐下。蒋天枢就一直站着，直到离开陈家。刘节和蒋天枢都是当代学界泰斗，他们对陈寅恪尚且恭敬如此，由此足见一代宗师高山仰止的风范了。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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