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在 难 时 热 心 帮

人 在 难 时 热 心 帮
  

  人 在 难 时 热 心 帮

  ——华章宜人

  

  

  人 在 难 时 热 心 帮

  　　

  　　

  —— 华章宜人

  　　

  　　

  人生在世，难免不遇上个七灾八难的。七灾八难，在这里是泛指。并不是说人一生要遇上七个灾八个难。那太多了。老天爷也不忍心这么折磨人。遇上一个灾，两个难就不少了。使人经些风雨，历些磨难，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没有经历磨难的人，都很平庸。但经历过磨难的人并不见得都很优秀。虽然不是很优秀，可你必须得承认他们的坚强。笑对磨难的人是智者，是圣人。但是这个世界上毕竟智者少，圣人寡。所以，能够忍受磨难并挺过磨难的人应该是强者。一个人能够忍受磨难并挺过磨难，除了本人的心理底蕴坚实，有相当的承受能力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或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为他营造的小环境。也就是对他的关怀、信任与鼓励。使他强壮忍受磨难的筋骨。使他坚强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 使他珍重生命的价值，感悟生命的美好。当然，还必须让他看到希望的曙光。这一点十分重要。严格的说这已经超越人情关怀范畴，应该是人文关怀。而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矢缺了人文关怀，那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不仅仅是动乱，不仅仅是混战，也不仅仅是血腥，而将是灭亡。哪里有人文关怀，哪里就存有希望。哪里失缺人文关怀，哪里就破灭希望，或希望正在破灭。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御史中丞张巡和太守许远率兵扼守雎阳（北京哪家治白癜风医院好今河南商丘市）。但兵少将寡被安禄山叛军围困城中几个月。粮草殆尽，罗雀掘鼠亦难充饥，士兵饿死无数。为鼓舞士气，守住雎阳城这个战略要地，阻遏叛军南下占领江淮，张巡把爱妾、许远把奴仆送给战士杀了吃。这真是残酷。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你不得不承认这位是一种人文关怀。在封建社会，妻妾奴仆是私人财产。如果张巡、许远不忍痛献出自己的妻妾奴仆，而是杀了手下士兵的妻妾儿女果腹，那后果将是如何？决不会再有士兵与他们同仇敌忾，死守城池。说不定早就杀了他俩，弃城投敌了。使叛军将领尹子琦率领的十几万大军疾驰南下，荡平江淮，改写大唐历史。

  身处逆境，经受磨难的人，最需要人文关怀。有时，几句热心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珍重生命，坚持生活下去的勇气。反之，则可成为自绝生命，魂魄陨落的悲剧。我父亲的一位战友，姓宋。在新中国诞生伊始就担任了一个沿海大县的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揪了出来。造反派对他轮番批斗，施加酷刑。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而且不允许申诉辩解。他弄不明白自己提着脑袋干革命几十年，为什么会遭如此厄运。更不明白那些以往对自己百般尊敬的同事、部下为什么突然变得凶神恶煞，置自己死地而后快。他茫然绝望了。他想到了死。他的妻子是县商业局的局长。受他的株连，日子也很不好过。一次，他的妻子去看望他。他已经被造反派关在小黑屋里监管半年多了。不准回家，随时听候批斗。他对妻子说：“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活着还有啥意思？”他妻子叹了口气，说：“唉，活着真没啥意思咧！”他说：“我想死咧算咧。”他妻子说：“死？怎么死？我也活够咧。我跟你一起死！”于是，夫妻二人乘看守的造反派疏忽之机，扯碎床单，拧成一条绳子，做成一个圈套，俩人一同吊死在房梁上……

  如果他的妻子及时开导他，劝慰他，打消他的念头，而不是推波助澜的放纵，他也许就不会死。一个经过几十年战场上烽火洗礼的人，怎么会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一时的软弱迷茫，又缺少关怀与宽慰，便铸成了这人生绝憾！

  我上山下乡时，村里有个被定为“四类分子”的人。姓邸。原来是昌黎县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说过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了老家。因为他自小就随父母远离故乡，他那被定为地主成分的爷爷奶奶早已死亡，他又不常回来，不少乡亲都不认识他。加之干的又是教育工作，所以没有什么民愤。乡亲们对他还算不错。专门腾出三间房让他一家居住。就连开批斗会的时候，也只是象征性地让他做一下陪衬。乡亲们说，只要运动过去，他早晚还得官复原职，再去当小学校长。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从不与其他人过多交往。闲了没事，就坐下来看书。看的书总是《三国演义》那一本。却从没有给人讲过书里的故事。有人问他为啥总看那一本书。他总是默然一笑，不作回答。只有被逼问到了极处，才说出“有兴趣”三个字。许多年以后，我游五台山与一位方丈成了朋友，才知道《三国演义》是佛门弟子的必读书。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皈依佛门的思想。

  在严酷的生活中，他几乎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天还很冷的时候，他就赤脚穿鞋了。衣服也很旧，打着好几块补丁。和许多的农民一样，胸前背后肩膀处遍布一圈又一圈的汗渍。到了夏天，便提拉着一双漏着脚趾头的破布鞋，光着膀子，戴一顶破了边儿的旧凉帽。拿一条旧麻绳当裤带，系住宽腰短腿的甩当裤。脸上的胡子一片花白，几个月不刮一回。乍眼一看，就是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农民。打死你也不敢相信，他曾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小学校长。

  他有一个儿子，二个女儿。都在十七八岁的样子。虽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懂得孝敬父母了，但他们都很憎恨他。也很少叫他爸爸。尤其是他的媳妇，对他极度刻薄。经常咒他，骂他。骂他是丧门星，骂他是现世报，害得他们娘三个跟着他倒大霉，吃苦受罪。我经常看见他抹着眼泪，嘴里叨咕着什么，急匆匆地走向生产队的出工地点。他肚子瘪瘪的，两只手无力的抖颤。生产队出工的钟声敲的越急，他的脚步就越匆忙，越踉跄。歪歪扭扭的，像要飞起来。他是“四类分子”，出工不敢迟到。

  一九七六年的，村里的房子几乎都倒塌了。震后救灾，没有几个南昌最专业的白癜风医院人想到“四类分子”们。所以，他家的生活越发显得困难。到了快入冬的时候，他家还住在用塑料布遮挡的又窄又小的简易棚里。民兵夜里巡逻，好几次发现在他家简易棚旁边的乱草堆里拱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吓的民兵们把栓拉的“哗哗” 响，惊惊乍乍的喝问是谁。拿手电筒照准，走近了，才发现是他。冻得脸色青紫，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霜茬儿。紧裹着一条旧被子，浑身上下哆哆乱颤。民兵们问他为啥不到棚子里睡。他说棚子太小，挤不下。民兵们这才知道他家里人是怎样的欺负他。气得把他的家里人喊醒，把他儿子抻出棚子，把他塞进去。可民兵们刚一走，他的家人就有把他推出来。叫他在外边的草堆里睡。

  现在算来，那时候他大概就已经有五十多岁的样子了。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他在也熬磨不住，在北山的松树林里上吊了。民兵连长解吊卸下的他。事后，民兵连长泪眼蒙蒙的对我说：“唉，那么大的一个人，瘦得就一把骨头。没几十斤重！”

  在他死后的两个月。他原来的单位来人，给他落实政策，要把他接回去。官复原职，还当校长。他的家人一听，立刻“我那可怜的老头子”“我那可怜的爸爸呀”地扑在地上哭成一团。又叫苦，又喊冤，泪涕纵横，谁也劝不住。气得民兵连长在一边躲着脚骂他们：“你们还有脸哭？你们要是对他好一丁点儿，他还能上吊吗？！”

  这些，对今天的我们来白癜风的专科说，可以算是经验，但更应该是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