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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即用火来救火灾,引水来救水灾,则危险或恶行不仅不能够制止,反而助长其势。这样不但无益,反而也会害了自己。这出自庄子《人间世》之语,并不是莫名其妙,而是有根有据的。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颜回,来向老师辞行。颜回说:“我听说卫国国君独裁凶暴,荒淫昏乱,不管百姓死活,人们怒不敢言,所以我打算给卫国国君当个医生,替他治理国家……”
当时就被孔子拒绝,指出其中的理由说:面对卫灵公此时的所作所为“我看你这是去送死啊,你也不想一想,你若是去了,如果坚持正义,他们会迫害你;若是屈从他,岂不助长他的恶行?你是在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更助长他的威风。”
并用‘德’难以树立,‘智’显露的原因,在于名利所累,再用历史上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叔比干;尧攻打丛枝、胥敖;禹攻打有扈的事例。说明“名利”二字圣人都难以超脱,何况我们凡人呢?来说明颜回不能去卫国的理由。
在这里,孔子(庄子)是在说明处在国政大臣的位置,以辅佐君王治理好天下为第一要务,如果在你的正确建议不被采纳或不被君王所相信的情境下,而继续以逆耳忠言进行强谏,不仅君王不会听取,反而会招致大祸临头。历史上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叔比干不就是如此吗?这不是有识(学识与智慧)之士所为,深达世故,明哲保身者,普通之人怎能知道这个道理呢?颜子也是没有想明白癜风资讯网白的。又因为颜回无事而强行,实为求得名声和利益,必不能全身而退,这也是必然的,历史上的尧攻打丛枝、胥敖;禹攻打有扈也就是如此。想一想,连古代的圣人为名利之争尚不能全其身而超脱,何况我们凡人呢?
事实上,在颜回要说服卫灵公之事,在史中并不见经传,但要说孔子前往卫国游说卫灵公却在《论语?卫灵公篇》真有记载说:“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寻问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很不感兴趣。从总体上讲,孔子反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例外。孔子主张以礼治白癜风药物国,礼让为国。所以,他以上面这段话回答了卫灵公,并于次日离开了卫国。
无独有偶,卫灵公姬姓,名元。(前540年—前493年)。他并不像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很残的无道昏君。按《左传》所载,卫灵公不失为一代君侯之佼佼者,按《孔子家语》所论,卫灵公可直追尧舜,其任人唯贤。但卫灵公的作为也有双面性,他擅长识人,知人善任,也正是他用他提拔的三个大臣仲叔圉、祝鮀、王孙贾的合作,才使卫国的国家机器运行正常。他在位42年,虽限于国势未能称霸,但其所作所为丝毫不逊于齐桓、晋文、楚庄、秦穆那些霸主们,为一代诸侯之佼佼者,在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评价不谓不高。但孔子因不被灵公重用,其“仁政”“礼治”在卫得不到推行,所以一时激愤“谓卫灵公之无道”,这句话又被记录在了《论语》中,后人不察其义,妄为注解,遂将卫灵公抹黑。
可见,庄子以此事用到颜回身上说事,真可称誉为今天的某些文化大家对古代史的戏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可知,庄子在与儒家“无彼此、无是非”之辩中的争彼争此、争是争非的“恣肆无畏”、放浪形骸之外的可笑、可悲之状。
尽管如此,通过这个望风扑影的寓言,孔子(庄子)不仅给了一个处在现实社会不同环境之中,人生如何处世和自处的妙方,也给了作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古代大臣之类)一剂灵丹妙药。那就是在“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并具有一定应变能力且在认清时势的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好基础上,去推己及人。譬如,对待聪明过度,但道德修养不高的所谓上级,在坚持其己见之时(或在气头上)不要采取“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的方式和为名、利所滞的心态去处理去面对。
怎么办呢?道家和儒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儒家治世的理念之一。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无为”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
《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的总结。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让统治者和百姓能够做到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庄子更是从他所写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中就已从精神上发挥的淋漓尽致。着重从更加广阔的宇宙的、自然的角度来观察人生,从对人的内心精神的提升来完成对“天人合一”的理想的追求。因此,庄子在《人间世》中所说的人间世,就是如何以出世之道,转而逍遥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人世间。
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如何推行呢?在这个方面儒家要比道家进步的多了。所以,庄子在《人间世》中,还是赞扬了儒家的“无为而治”政治主张,因为他的这一概念和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理念有着很大所区别,特别是在落实之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忘我精神,
子露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做人的大道理。人要有一点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许多事情都是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而得来的。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映出他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从这位看门人的话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当时普通人对孔子的评论。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尽管道家和儒家的“无为而治”理念在他们看来能治世救民。后来的史实也已证明,如果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能得到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社会相对的和谐、平衡的人生。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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