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敝帚自珍的诗歌生命

在2013年至2015年间我完成了两部长诗，敝帚自珍，可以说是我的生命和诗歌生命，而我的《空城计》和《圣灵之灵》却遭到了体制文化的孤立，导致我在时间的内部也孤立无援，在孤立的顶端伫立，我又习惯了这种在时间内部的孤立无援。但是，在完成两部长诗之后，我想写一写随想，说一说在诗歌文本之外的事，说一说当下本土诗歌文本和诗歌批评被废墟时代人物混淆的事，让时间睁开眼睛看个明白，让时间开口说话。我以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的故事为引子，讲述时间内部和时间外部的一些存在，博尔赫斯的学生问博尔赫斯：“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回答说：“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个故事不仅说的是生命的真实和作品的永久性问题，说的也是文学作品在时间内部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博尔赫斯已经让时间返回生命的本源，让时间成为诗歌文本的躯体，让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呼吸和灵魂，在存在时间之上清晰可辨。   

　　回首当下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竟是一个普遍对权力的献媚社会。中国社会的献媚技术已经普及到各行各业，献媚技术在当下中国社会被人们运用得更加娴熟，或许是这种恶俗的献媚非常古老，像被古代阉割的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思想的去势，表现为促进权力体验的极大快感，让权势者厚颜无耻地进入的社会现场。而纵观当下的中国诗歌也是如此，已经构成了一个献媚请问患上白癜风该如何根治的技术群体，在透支诗歌的未来，在演绎着大主义政客们的献媚伎俩，妄想得到权力魅惑的一种意外温暖。   

　　首先说本土诗歌文本的写作看似蔚为壮观，而实际上是体制文化下一种伪诗歌的过剩，看似是诗歌的奢侈和豪华，而实际上是伪诗歌的贫瘠堆积，是一种失去现时的事物，已经是没有未来的写作，并没有探索到时间的内部，是一种从时间上滑落的人工美景，是一种文化吊诡现象，像一大群木偶在废墟时代异常可笑地投射在一个幕布上，看似是诗歌写作技术的一种存在活动，而若把这些伪诗歌的文本放置在时间的阳台上，和自然的阳光隔离开来，伪诗歌的文本就会暴露出虚假和幽暗，就会化身为废墟时代的一种摆设或挂件，被时间搁置，仅仅是体制文化的残余物。对伪诗歌的写作模式进行剖析，伪诗歌的写作模式是被功名利禄或文化江湖挥霍掉的人性不幸，是一种毁弃生命和时间的过剩或难堪。而诗的别名是自由，是不受任何观念和概念所羁绊的自由书写，是书写自然生命与诗歌生命的本性之言，像时空中的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未来的日子里照亮自然生命和诗歌生命，从自然生命和诗歌生命中派生出来的诗歌文本或许可以等于时间，因时间存在而使诗歌文本存在。而诗歌文本的存在性是置身于献媚权力社会的一种拒绝献媚技术的争夺，争夺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并且能够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在以独立思想蛰伏在敛静的语词下面，以大象无形之状摆脱体制文化的窠臼，忠于灵魂的自由书写。试问，当下中国诗歌有几首是在废墟时代的琐屑生活中，以生命之诗玉成为诗歌生命的一种警觉和思想发现？   

　　其次说说诗歌批评，茨维坦·托多洛夫曾经指出：“批评并不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作为批评家与世界、时代、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文学批评不应该忘记它也是对世上真理和价值的探索——一种揭示性探索。”诗歌批评不是思想和意识流通领域的一般等价物，不是体制文化的舆论字眼，其本质应该是把时间切开，把诗歌文本当成时间的呼吸，从时间的内部把诗歌文本的血肉和骨骼整合成生命，把诗歌批评转化成为对诗歌的启迪，把混乱的观念转化成为真理的先知，摆脱平庸的纠缠，在时间的内部说话，说出时间存在的真相，在存在真相中设置出一种良性的暗示，在废墟时代之上昭示一种衰落的辉煌而非是一个黎明的世界。而当下的诗歌批评已经干枯了，已经呈现出一具又一具木乃伊的状态。诗歌批评的腐败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献媚技术，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和政治的潜规则一样被中国社会所吐纳，吐纳成为邪恶和暴力的运转机制，在积累诗歌的腐败，在伪造诗歌的繁荣，企图为伪诗歌文本贴上成功的标签。譬如：海子因以身殉诗赢得了许多诗歌评论家的关注，诗歌评论因此而趋之若鹜，在放大批评家的权威，在加大体制文化的设置，在维持权威的秘密，但是，海子依旧是死在海子的诗歌里，海子和海子的诗歌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中国诗人会发现海子和海子的诗歌文本只不过是逝去历史的一个象征符号，并不是中国诗歌死亡或再生的临界点，海子的诗歌文本仅仅是中国政治情绪在诗歌文本上的一种移位走势。这种移位走势被献媚的诗歌批评渲染成以生命结构成诗歌生命的一种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被批评家反复提起，导致许多诗人效仿殉道。我想说，这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所维系的权柄以及赖以生存的某些企图，在重复海子和海子诗歌已经完成的生命和诗歌书写。而对海子和海子诗歌的二次书写，无非是在一个普遍对权力的献媚社会里，显现出诗歌批评的献媚技术是多么高超，而在高超的献媚技术之下却包藏着多少谬误，多少自欺欺人的软弱和怯懦？   

　　的确，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普遍对权力献媚的社会，而在一个对权力普遍献媚的社会里写诗是一件苦难的事业，苦难的事业在时间之上复叠起来，在黑暗之中暗和时间性的逻辑或言说，说出诗歌苦难的深度。早在200多年前，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荷尔德林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而在200年后中国社会的今天，这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苦难的诗人，今天的苦难深度却已经超出了荷尔德林所目击的深度，迫使苦难的诗人从日常生活的界面跃起，经验和企及着人类灵魂的存在，在弥漫的灵魂中把有限的时间无限敞开，而无限的深渊在无限地加深，在将诗人置身于另一个深渊的暗处，让诗人以临时居民的身份把诗人逼入到暴力之暗、恶行之暗、迷津之暗和谎言之暗的聚合中，让黑暗复叠成黑暗，逼迫诗人在黑暗的背面带着一种不气馁的寻找，寻找一种逾越深渊与黑暗的线索，从最荒谬的景象里分离出来，凭藉着自由之明、正义之明、澄识之明和真理之明经验着对黑暗的感受，而那个经验着深渊和黑暗的无名者是谁？这个问题难以回答，这个谁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更不是他，这个谁既不在人的里面，也不在人的外面，而是诗歌生命的维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