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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便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认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他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是人的本身”。近年来对这一观点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应该说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
人格对风格具有睁大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笼统”地认为“风格即人格”,作家的文学风格可能会随着时间或事件的改变而有非常大的改变,但一个人的人格又会有多大改变呢?苏联文论家赫拉普钦科也曾指出“创作个性和作家作为一个人的白癜风早期好治愈吗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格会对风格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风格所受到的影响因素绝不止这一个,可以是形形色色其他方面的影响。
以范仲淹为例,从小立勤奋好学、立志报效国家,步入仕途后刚正不阿、崇尚高尚节,他的作品文辞秀美,彰显其豁达气度与豪迈气势。《苏幕遮》中“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夕阳的余晖映射在山上,仿佛与远处的水天相接,草地延伸到天涯,所到之处比夕阳的余晖更遥远,将余晖与草地写得无限之广,用词优美华丽,且不失其豪情;《渔家傲·秋思》中“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描写出了边塞的安稳与边城的稳固,“千嶂”与“长烟”远山层峦叠嶂、一片薄雾笼罩,同样可以反映作者内心的豪情;而《岳阳楼记》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气势恢宏,豪情万丈……这下作品,纵然题材不同,却都极富豪情,文风豪放,不得不说,这与他自身的人格是密切相关的。
细细赏析与回味可看出,以上三篇作品因其写作时期不同,风格也会有差异。前期创作的《苏幕遮》词风“情柔语丽”,初入仕途,赏识加官;而后的的四年边塞军旅生活,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人生感受更加丰富,《渔家傲·秋思》便是写于此时,因而着眼于边关苦寒萧瑟之感,孤寂思乡之情;《岳阳楼记》则是他在仕途上大起大落,遭贬谪后所做,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却不能全力施展其抱负,只可行文告知自己与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由此可知,作者的生活时期不同、自己身遭遇不同,其心境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而他却依旧是那个刚正不阿、忠君报国之人。因此,并不能确切的认为风格就是人格,风格受人格的影响。
每一个作品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体现,文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并加以艺术的加工与创作,不同人所写的作品会有风格的相似之处,何况是同一人所写,有相似之处很正常,不能说完全决定于人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好格。如果简单地将风格归结为人格,我认为理由不够充分,观点不全面。人格对风格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绝不是风格的全部。
再如郭沫若,他的诗歌大多“情感直率、真切,节奏急促,旋律激越,格调雄壮”,他所塑造的“现代自我形象”,借助于泛神论,将“人——自我”第一次提高到本体和深度地位。
很喜欢他的诗歌,具有五四时期的新民族精神,例如《凤凰涅槃》中的“凤凰更生歌”便是祖国的心声之歌,爱国之情由沉郁转激越。频繁出现的“翱翔”、“欢唱”等词充分展现了自由和谐、更生的新中国。凤凰的浴火重生,先是凤凰的“集香木自焚”,表现了要彻底毁掉旧制度的决心,再是“复从死灰中更生”,力图创造新的世界、和谐自由的新祖国。整篇诗歌让人充满激情、斗志昂扬,仿佛拥有无限的力量来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反复阅读《凤凰涅槃》,仔细琢磨,“自然而然”的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饱含热重庆治疗白癜风医院血、充满战斗精神的、有坚定信仰的民主主义战士。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所了解到的,与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有很大不同。他的才华不可忽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期对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这走出文学与精神领域,回归现实,他却是那样一个令人不悦的人,且不说他在与之间来回“游走”,仅在家庭方面,他所做的,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坦白来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但却不认同他的为人。即使在那个我们称之为“没落腐朽”的封建社会,也不会允许“抛弃妻子”的事情发生,道德的谴责会制止,然而却……当然,这也许不是百分百真实白癜风好的医院,可信度却非常高,我没有资格多做评论,但就是论事,“文如其人”的说法,除了浪漫与追求自由,在郭沫若身上是说不通的吧。
可以这样说,人格对作家风格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但却不是决定性的,风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风格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人格,却不完全是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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