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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有一个“绝圣弃智”的成语,它出自老子《道德经》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这里的“绝圣”当然不是把现实中的圣人杀了，而是把头脑中的权威概念消灭掉。因为权威这个概念是阻碍人们客观认识世界的祸首，所以让自己不迷信任何人的观点，抛弃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主观性见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就内含了其中的道理。
关于圣人，在中国诸子百家，乃至古今各种宗教、学派，也都有自己认定的圣人，道家的“圣人”，则“体任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以‘虚静’、‘不争’为理想的生活，鄙弃名教，扬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活动的束缚（甚至包括伦常规范在内）。”这个意义上的“圣人”，带有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道德经》第二章），到庄子时说的更为明显：“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即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辨之气，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自然之道，把握六气的变化，而在宇宙间遨游的人，他还有什么要依赖呢？）的“无己,无功,无名”之人。（《逍遥游》）
按照儒家的标准却是典范化的道德之人，即“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在道家看来这“圣人”之“仁”之“义”理想的实现，是将个体的生命被视如草芥。而老子这里的“绝圣”就是指儒家推崇的“仁义”而被某些诸侯扭曲而行诈于世的所谓“圣人”之“智”。
这里的“弃智”并不是要人们真的去抛弃智慧，乃至抛弃物质精神文明，其真实意思还在于返璞归真，还是在要求人们抛弃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主观性见解，要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虑问题、认识问题，也就是要禀持求真求实、实事求是的精神。由此人们才会真实地去为人处事；由此知识分子才不会背上名利的负担去做学问；由此商人也^o就用不着唯利是图；由此公务员才能禀公执法、行政；由此整个社会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虚伪巧诈了。
朱熹曾对庄子有过这样的评价，说庄子不管义理，一门心思计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君子可不是这样，为义之所当为，不计吉凶祸福。（《朱文公全集》卷67）
在“圣人”“智慧”充斥的时代里，朱熹显然是正义的导向型，做事只问对错，不计个人得失，而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叫做小人。拿这个标准一衡量，庄子的确像是小人。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或“朱圣人”。
有的人会说“圣人”至少不自己作恶事，但也正是这个“朱圣人”在得势之时就做过“小人”们所不齿的事情。
在《二刻拍案惊奇》十二卷中记载了“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南宋天台营中有一名歌姬，名叫严蕊。严蕊不仅相貌倾国倾城，行事最有意气，待人常是真心，还善于作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当时的台州太守唐与正也正是意气风发，才貌双全季节。一次，唐与正在酒席上遇到了严蕊，两人一^o见倾心。南宋有规定，官府如果有酒席，可以召歌姬助兴，但是歌姬只允许站着歌唱送酒，不许私侍寝席。因此，唐与正虽然喜欢，却也无可奈何，只是频繁地找她倒酒。
一天，红白桃花盛开，唐与正又找来严蕊陪酒赏玩。饮酒中间，唐与正命严蕊以戏白桃花为题，作一首词助兴。严蕊很快就作成了一首《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这样，一来二往，唐与正完全被打动了，两人关系日间亲密，但并未越雷池一步。
同年，朱熹巡行台州，因为小人的诬告，再加上唐与正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与正。朱熹所说的主要罪证就是唐与正与严蕊风化之罪。仅仅弹劾唐与正也就罢了，朱熹还下令抓捕严蕊，关押起来严刑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
严蕊是位烈性女子，宁死不招，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o不可诬也。”
此事朝野议论，震动孝宗，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任提点刑狱，才得以伸冤，严蕊无罪释放。
这就是圣人的行为，以自己的“智慧”创造出诸多礼仪规矩自己却肆意妄为并以此来打击异己。这一史实说明这世上圣本无圣，智也非智，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因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思想被大多数人接授或承认（有的却也是因时势而被迫接受或承认）而被冠以“圣人”的称号。而这种所谓的“圣人”从某种角度来说，恰似一幅紧绷着的枷锁。接受了“圣人”的思想也就意味着要排斥其他人的思想。
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任何人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来注重培养自己的自主意识，做好自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成为盲目、被动的服从者、崇拜者，这才是人生自然的本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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